我们跟着车子转了弯。我们离开了嘈杂的人声，离开了辉煌的灯光，走进一条清静的石板巷。我不讲话，我耳朵里只有她的半高跟鞋的有规律的响声。
月光淡淡地照下来。
“两年来我没有在街上走过路，动辄就坐车，”她似乎注意到她的沉默使我不安，便对我谈起话来。
“我看，姚太太，你还是先坐车回去罢。还有好几条街，我走惯了不要紧，”我趁这个机会又说一次。这不全是客气话，因为我一则耽心她会走累；二则，这样陪她走路，我感到拘束。
“不要紧，黎先生，你不要替我耽心，我不学学走路，恐怕将来连路都不会走了，”她看了我一眼，含笑道。“前年有警报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坐自己的车子‘跑警报’，不过偶尔在乡下走点路。这两年警报也少了。诵诗不但自己不喜欢走路，他还不让我走路，也不让小虎走路。”
“姚太太在家里很忙罢？”
“不忙。闲得很。我们家里就只有三个人。用的底下人都不错，有什么事情，不用吩咐，他们会办得很好。我没有事，就看书消遣。黎先生的大作我也读过几本。”
我最怕听人当面说读过我的书。现在这样的话从她的口里出来，我听了更惭愧。我抱歉地说“写得太坏了。值不得姚太太读。”
“黎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你是诵诗的老朋友，就不应该对我这样客气。诵诗常常对我讲起你。我不配批评你的大作，不过我读了你的书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。我觉得诵诗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福气。他认识的人虽然多，可是知己朋友实在太少，”她诚恳地说，声音低，但吐字清楚，并且是甜甜的嗓音；可是我觉得她的语调里含得有一种捉不住的淡淡的哀愁。我怀着同情地在心里说你呢？你又有什么知己朋友？你为什么不想到你自己？可是在她面前我不能讲这样的话。我对着她只能发出唯唯的应声。
我们走过了三条街。我没有讲话，我心里藏的话太多了。
“我总是这样想，写小说的人都怀得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，不然一个人的肚子里怎么能容得下许多人的不幸，一个人的笔下怎么能宣泄许多人的悲哀？所以，我想黎先生有一天一定可以给诵诗帮忙……”
“姚太太，你这又是客气话了，我能够给他帮什么忙呢？他不是过得很好吗？他的生活比我的好得多！”我感动地说。我一面觉得我明白她的意思，一面又害怕我猜错她的真意，我用这敷衍话来安慰她，同时也用这话来表明我在那件事情上无能为力。
“黎先生，你一定懂我的话，至少有一天你会懂的。我相信你们小说家看事情比平常人深得多。平常人只会看表面，你们还要发掘人心。我想你们的生活也很苦，看得太深了恐怕还是看到痛苦多，欢乐少……”
她的声音微微战抖着，余音拖得长，像叹气，又像哭泣，全进到我的心里，割着我的心。
我失去了忍耐的力量，我忘记了我自己，我恨不能把心挖了出来，我恳切地对她说“姚太太，我还不能说我懂不懂你的意思。不过你不要耽心。请你记住，诵诗有你这样一位太太，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”我激动得厉害，以下的话我讲不出来了。到这时，我忽然害怕她会误会我的意思，把我的话当作一个玩笑，甚至一种冒犯。
她沉默着，甚至不发出一点轻微的声息。她略略埋下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抬起脸来。可是她始终不回答我一句。我也不敢再对她说什么。她的眼睛向着天空，我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。
这沉默使我难堪，但是我也不想逃避。她不提坐车，我就得陪她走回公馆。不管我的话在她心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象，我既然说出我的真心话，我就得硬着头皮承担那一切的后果。我并不懊悔。
她的脚步不像先前那样平稳了。大概她也失去了心境的平静罢。我希望我能够知道她这时候在想什么事情。可是我怎么能够知道？
离家还有两条街了，在那个十字路口，她忽然掉过脸看我，问了一句“黎先生，听说你又在写小说，是吗？”她那带甜味的温柔声音打破了沉默。
“是的。我没有事情，拿它来消磨时间。”
“不过一天写得太多，对身体也不大好。周嫂说，你整天伏在桌子上写字。那张方桌又矮，更不方便。明天我跟诵诗说换一张写字台罢。不过黎先生，你也应该少写点。你身体好像并不大好，”她关心地说。
“其实我也写得不多，”我感激地说。接着我又加上两句“不写，也没有什么事情。我除了看电影，就没有别的嗜好，可是好的片子近来也难得有。”
“我倒喜欢读小说。读小说跟看电影差不多。我常常想，一个人的脑筋怎么会同时想出许多复杂的事情？黎先生，你这部小说的故事，是不是都想好了？你这回写的是哪一种人的事？”
我把小说的内容对她讲了。她似乎听得很注意。我讲到最后，我们已经到了家。
老李先拉着车子进去。姚太太同我走在后面。李老汉恭敬地站在太师椅跟前，在他后面靠板壁站着一个黑黑的人。虽然借着门檐下挂的灯笼的红光，我看不清楚这个人的脸，并且我又只是匆匆地看了一眼，可是我马上断定这个人就是大仙祠里的哑巴。然而等我对姚太太讲完两句话，从内门回头望出去，我只看见一个长长的人影闪了一下，就在街中飞逝了。